最高检陈国庆副检察长在《法制日报》撰文：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问题（上下全文）

作者陈国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2016年11月“两高三部”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办法》，在北京等18个城市开展工作试点。经过两年的改革实践和试点探索，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作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从立法上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成果予以确认，设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表明认罪认罚从宽已然有别于单纯的刑事政策或者诉讼程序，而成为独立于其他体现认罪从宽制度（如坦白、自首、刑事和解、刑事简易程序等制度）的一项全新的制度，它既是刑事司法的一项原则，又是一项重要刑事制度；既是实体制度，又是程序制度，是集实体规范与程序规则于一体的综合性法律制度。

　　这项制度对完善刑事诉讼程序、准确及时惩治犯罪、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案件的质量与效率、化解社会矛盾具有重要意义，也给司法工作带来了深远影响。

一、检察官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主导责任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十分典型的以检察官履行主导责任为基础的诉讼制度设计。这一主导责任，是由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对检察机关的更高要求，与以审判为中心在本质上是以庭审为中心、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目标是一致的，都是遵循诉讼规律的体现，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司法公正，优质高效办好案件。首先，从责任上看，所谓主导责任，主要是对检察工作自身更高的要求，与以审判为中心的本质上是以庭审为中心、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诉讼规律的体现，都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优质高效办好案件。刑诉法修改确立的这一诉讼制度绝不只是诉讼程序的变化，也不仅仅是给检察官增加了诉前就要有效做好证明犯罪工作的更重职责，而在于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在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次，从能力上看，履行主导责任，不仅需要检察官在法庭上有较强的指控证明犯罪能力，更需要检察官整体司法能力的提升，更好把握法律适用的原则性、掌控自由裁量的灵活性，优质高效地做好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的工作。比如做好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工作，就要对案件的事实、证据和相关法律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所处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受过的教育等，都有准确精当的了解把握，才能有的放矢，有效做好工作。还要善于做被害方的工作，把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与站在被害方立场考虑案件依法处理相结合，让被害方感受到、能认同、可接受。同时必须与律师主动协调、更深沟通，实现好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共同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了解并运用好法官对同类案件以往的量刑情况和规律。这些都要求检察官有更高的司法检察能力。再次，从作用上看，在案件还处在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就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已经在尝试做好犯罪嫌疑人认罪服法、被害方谅解加害人，让他们相信检察机关公正司法、促进社会和谐的工作。裁判生效后，犯罪人基于认罪认罚，改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更好效果就有了基础和保障。把这些方面的工作都做扎实到位，检察机关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的作用就会更加突出。

　　具体来说，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履行的主导责任主要有：

　　一是主动开展认罪认罚教育转化工作。实践中，有些认罪认罚案件系犯罪嫌疑人主动认罪认罚，这是司法机关鼓励的，而很大一部分则还需要检察机关通过开展认真细致耐心地做认罪认罚教育工作，促使犯罪嫌疑人在确凿的事实和证据面前，自愿认罪认罚。因而，积极做好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工作，促使其认罪服法，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责任，也是适用认罪认罚制度最重要的基础条件。

　　二是适时提出开展认罪认罚教育工作的意见建议。对于处在侦查阶段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期间或者重大案件听取意见中，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向侦查机关提出开展认罪认罚教育的意见或建议，促使犯罪嫌疑人尽早认罪认罚。

　　三是积极开展平等沟通量刑协商。检察机关应当认真落实严格权利告知责任，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主动与辩护律师进行沟通和协商，维护好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其自愿认罪认罚。

　　四是一般要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经过平等沟通协商，检察机关一般应当提出确定刑，即确定刑种和确定刑期的量刑建议，由犯罪嫌疑人签署具结书后向法庭提出。对于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人民法院一般应当采纳。

　　五是积极做好被害方的工作。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充分保障被害方合法权益。检察机关负有听取被害人意见的义务，应当积极推动双方达成和解谅解，并将和解调解、赔偿情况作为从宽处罚的重要考虑因素。对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积极协调申请司法救助。

　　六是视情形对案件进行程序分流。一方面，检察机关通过行使起诉裁量权，对符合条件的认罪认罚案件可以作出不起诉处理，推动实现实体从宽和审前分流；另一方面，检察机关要依法充分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就案件适用的速裁、简易、普通程序与犯罪嫌疑人达成一致，由其在具结书中确认，从而推动实现审判程序的繁简分流。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量刑建议

　　实践中提出量刑建议主要存在三种方式：一是确定刑量刑建议，即在法定刑幅度内提出确定的刑种和明确的刑期的量刑建议；二是幅度刑量刑建议，即提出确定的刑种和带有一定幅度的刑期的相对具体的量刑建议；三是概括刑量刑建议，即只提出对刑种的量刑建议或者提出法定刑幅度内量刑的建议。第三种方式是在量刑建议探索初期的较为粗放式的量刑建议模式。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应以哪种量刑建议方式为原则，既是量刑建议的模式问题，也是理论与实务中的难点问题，仍存在一定的争议。有观点认为，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议有利于法官根据具体案件和庭审变化充分运用裁量权实现罪责刑相适应，且检察人员量刑建议的能力和经验不足，不宜提出确定刑建议。[潘申明：《论量刑建议模式的选择》，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有观点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为了增强量刑协商过程及其结果的稳定性、权威性与延续性，进一步固化具结书的签署效力，提高量刑建议“精准性”，检察机关宜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且确定刑量刑建议与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并不实质冲突。[樊崇义：《关于认罪认罚中量刑建议的几个问题》，载《检察日报》2019年7月15日第二版]我们赞同第二种观点，即检察机关一般应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那么，为什么要求检察官一般要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主要考虑是：

　　1.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是控辩协商合意的结果，确定的量刑建议是合意最直接、最充分的体现。在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是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核心内容，此时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不是基于控诉立场要求追诉犯罪而提出的刑罚请求，而是基于控辩双方，并结合了被害方意见，对案件事实及量刑情节的共识基础上形成的定罪量刑的合意。确定的量刑建议是这一合意最直接、最充分的体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是具体明确的，“认罪”不能仅做宣告性的认罪表示，而应当提供具体的犯罪细节。[魏晓娜：《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相应的，司法机关给予的量刑减让也应当是明确的，提出确定刑建议不仅是检察机关追诉犯罪职能的体现，更是兑现法律明确的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的郑重承诺。

　　2.确定刑量刑建议有助于达成控辩协商，并增强认罪认罚适用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一般来说，量刑建议越具体，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与检察机关协商的动力越大，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也越大。因为确定刑的建议更符合犯罪嫌疑人对“罚”的期待，犯罪嫌疑人之所以选择认罪认罚，就是想换取一个比较确定的刑罚预期，让从宽处理的激励变成现实，以避免庭审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如果是幅度刑的建议，犯罪嫌疑人对可能受到的处罚的预期仍然不确定，即使其认罪认罚签署具结书，其心理预期也往往是法官会在量刑建议的下限作出判决，一旦判决无法满足心理预期，其就可能对判决不满，不利于息诉罢访、化解矛盾。究其根源，幅度的量刑建议还是在于控辩协商的不充分，最终必然影响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稳定性。刑事诉讼制度设计赋予量刑建议一定刚性，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消弭‘可以’从宽的不确定状态”。[杨立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理解与适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3.确定刑量刑建议有助于诉讼分流，并助益法官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办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个重要的法理价值即是在维护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对诉讼效率的追求。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更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一方面，对于认罪认罚已经达成合意的案件提出确定刑建议，法官重点应确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是在充分了解制度内涵和后果基础上的自愿选择，从而直接采纳量刑建议作出判决，无需在幅度的量刑建议内进行二次考量。而幅度刑建议节省法官审判时间的意义有限，制度的效率价值也无从体现。确定刑建议基础上的速审速判，实现诉讼分流、程序简化，才能真正解决巨大案件量对法官带来的诉讼压力，从而将更多的精力聚焦在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中。另一方面，确定刑量刑建议增强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稳定性，明确了犯罪嫌疑人对刑罚的心理预期和心理承受，减少因被告人心理预期的错位而产生的上诉，能够节约二审司法资源。

　　4.认罪认罚案件在审前阶段已经解决定罪量刑的争点，具有提出确定刑建议的可能。反对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案件事实、证据的复杂易变性[潘申明：《论量刑建议模式的选择》，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不可否认，对于不认罪及重大复杂案件而言，由于证据的可变性和不确定性，法院据以定罪量刑的事实可能在不同诉讼阶段发生变化，幅度刑建议为可能变化的定罪量刑提供了空间。但对于认罪认罚案件来说，最易发生变化的口供成为了稳定的言词证据，在案件已经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情节已查清的情况下，提起公诉后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极小。这也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简化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甚至可以省略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根本所在。即使发生变化，刑事诉讼法也允许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重新与被告人达成量刑具结，彻底反悔的，也可以进行程序转换。因此，认罪认罚案件中提出确定刑建议完全可行，并有法律程序予以保障。因此，“两高三部”《指导意见》规定，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对新类型、不常见犯罪案件，量刑情节复杂的重罪案件等，也可以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议。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案件，特别是常见、多发的轻罪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当然，对一些新类型、不常见犯罪案件以及量刑情节复杂的重罪案件等，也可以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议。

三、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可否降低

　　证据裁判是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不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认罪，提起公诉、作出有罪判决都应当坚持证据裁判。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机关侦查终结、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规定了相同的证明标准，这一法定证明标准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包括认罪认罚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案件，并未降低证明犯罪的标准，而是在坚持法定证明标准的基础上，力图更加科学地构建从宽的评价机制，特别是在程序上作出相应简化，以更好地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案件，侦查机关（部门）仍然必须按照法定证明标准，依法全面及时收集固定相关证据，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也必须按照法定标准，全面审查案件，若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宣告无罪，防止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而降低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这也是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后无法认定犯罪，保证诉讼顺利进行、实现司法公正的需要。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并未发生变化，仍然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变化的是证明规则和证明方式。比如庭审阶段，适用速裁程序的，一般不进行举证质证，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环节也大为简化，即使是适用普通程序的，因为被告人认罪认罚，控辩双方就案件事实证据等达成高度一致，庭审举证、质证等环节也大为简化。

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庭审中的体现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个基本价值就是程序从简，即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的案件，合理简化刑事诉讼程序，有效提高诉讼效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构建了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相互衔接的多层次诉讼体系。

　　1.庭审程序的简化是否与以审判为中心要求的庭审实质化精神相背离。刑事诉讼法根据案件管辖和可能判处刑罚情况，规定分别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其中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的庭审都有相应简化甚至省略，特别是速裁程序，一般不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仅保留简略宣读起诉书和被告人最后陈述意见，也就是略去了举证质证辩论环节。有观点认为，这种弱化庭审的改革思路，与“以庭审为中心”形成巨大反差，是与庭审实质化相悖的。这是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误解。以审判为中心所要求的庭审实质化，并非也不可能是所有刑事案件均经历实质化的庭审，真正严格按照法庭的审判程序进行的案件可能也就不到20%，而80%甚至更多的案件都要进行程度不一的分流和程序简化。因此，以审判为中心恰恰要求一是进行审前分流，防止案件带病进入审判程序；二是繁简分流，简案快办，繁案精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配套，且是一个重大配套制度。它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相互统一的，它通过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推动庭审实质化和证据裁判，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补充。

　　2.被追诉人可以放弃相关的诉讼权利。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有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实质化庭审、证据裁判、犯罪嫌疑人获得充分的辩护权等，均是公正审判的应有之义，但是获得公正审判是一项权利而非义务，享有这项权利的被追诉人既可以积极地主张这项权利，也可以放弃这项权利，选择简化的诉讼程序和方式获得审判，并在法定范围内获得“好处”，这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提供了法理基础，两种制度在价值层面相互补充，健全了制度运行的整体逻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公正审判权是赋予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被追诉人可以放弃或减少相关的诉讼权利，自愿认罪认罚并借此获得从宽处理或处罚，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都是以公正审判权为核心的诉讼制度，前者是主张并行使公正审判权的产物，后者是放弃或减少公正审判权的结果，两者之间呈现为应然要求与实然需要的关系”。

　　3.速裁程序是否有必要保留开庭审理。对速裁程序是否有必要保留开庭审理，理论和实践中曾有过争议。我们认为，有必要保留开庭审理的方式，但庭审的重点应当转变，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将成为庭审审查核实的重点内容，特别是在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案件中。根据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实施经验，法官在审查控辩双方的协商结果时，要举行一种名为“罪状答辩程序”（arraignment）的法庭审理程序。在这一有控辩审三方参加的庭审程序中，法官要当庭询问被告人究竟选择有罪答辩还是无罪答辩。假如被告人选择无罪答辩，法官将组成陪审团，对案件进行正式的法庭审判。而假如被告人选择了有罪答辩，法官则要当庭询问被告人的选择是否出于自愿，有无受到各种强迫、利诱、威逼、欺骗等非法行为，是否获得了律师的有效辩护；被告人的选择是否是明智的，是否出于理性考虑而作出的选择，审查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具有基本的事实基础。这种审查一般通过当庭询问被告人、听取控辩意见的方式来进行。在认罪认罚制度下，通过量刑减让吸引被告人认罪认罚，被告人认罪认罚具结，则意味着其放弃了无罪辩护和正式庭审的机会。从维护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角度出发，对认罪认罚案件，不仅要继续保持开庭审理的方式，而且要将法庭审理的中心放在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合法性、真实性问题上。

五、被告人上诉权的保障与检察机关抗诉权的正确行使

　　实践中争议较大的就是法院采纳检察机关从宽建议作出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又上诉的如何处理，检察机关能否抗诉。对这一问题需要把握两点：

　　1.应当明确被告人的上诉权不可剥夺。上诉权是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虽然被告人上诉使认罪认罚制度的效率价值大为减损，但保障上诉权是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是结果公正的救济途径，也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持续发展和良好运行的保证。只有保有被告人对于认罪认罚反悔上诉的权利，才能使其拥有对审判程序和诉讼结果的自由选择权，进而对最终的裁判结果不产生抵触情绪，增强其对认罪认罚结果的接受度。

　　2.检察机关应当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稳妥把握认罪认罚案件的抗诉问题。既不能随意抗诉，也不能一律不抗，该抗就得抗。首先，对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改变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加重被告人的刑罚确有错误的，应当依法提出抗诉。其次，对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不积极履行具结书中赔礼道歉、退赃退赔、赔偿损失等义务，而提出上诉，符合抗诉条件的，检察机关可以提出抗诉。再次，现阶段对检察机关提出精准量刑建议，法院采纳后被告人无正当理由上诉，原则上应当抗诉。因为这一行为违背了具结，而具结书是有法律效力的，这也使得被告人的具结是一种“虚假认罚”，带来了“不当得利”，可以通过抗诉权予以制约。对检察机关提出幅度量刑建议，法院在幅度中线或者上线量刑后，被告人上诉的，则不宜抗诉。

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认罪认罚协商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前提是自愿认罪并同意量刑建议，同时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对从宽处罚的建议。因此，在人民检察院正式提出量刑建议前，必然要与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进行量刑沟通或者协商，协商一致后，犯罪嫌疑人才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这种平等的沟通与协商既有利于保障最终的合意科学合理，也是对检察官的要求和义务，有利于检察权的正确行使。这种量刑沟通和协商充分体现了“合作性司法”的精神，是有中国特色的认罪协商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这种认罪认罚协商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不就“罪”和“罪数”进行协商。主要围绕量刑进行，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检察官结合案件具体情形承诺给予一定幅度的量刑减让。因此，也有学者将之称为“量刑协商制度”。

　　2.这种量刑协商程序系在检察官主导下进行的平等协商。首先，量刑协商系在控辩双方之间进行，法官作为裁判者，不能介入，否则就失去了基本的中立性和超然性，也容易使被追诉人失去真正的自由选择权。这不同于德国量刑协商程序中法官可以参与，与美国辩诉交易类似。其次，检察官主导量刑协商程序。这种主导体现在：一是是否启动协商，由检察机关决定。因为，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但可以适用不是一律必须适用，对一些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特别大的犯罪嫌疑人，即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也可以决定不对其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也就是说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此类案件，既然不适用从宽处罚，自然谈不上开展量刑协商。二是根据与辩护方达成的一致，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见证下，提供认罪认罚具结书由犯罪嫌疑人签署。三是在提起公诉时将认罪认罚具结书等材料一并移交法院。四是庭审中说服法院采纳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前，应当充分听取被告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尽量协商一致。再次，控辩协商系平等进行。虽然协商程序由检察官主导，但具体开展协商，控辩双方系平等的关系，为保障量刑协商平等进行，犯罪嫌疑人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帮助下与检察官开展协商，同时，检察官应当充分听取辩方对案件处理、程序适用的意见，并向辩方开示证据，确保信息对称，保证犯罪嫌疑人在充分知悉案件情况的基础上自愿认罪认罚。实践中，许多地方探索建立了证据开示制度，在诉前沟通时，将所掌握证据情况向犯罪嫌疑人或者辩护人进行开示，使双方在信息对称的情形下，开展平等的沟通协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3.庭审时法官将重点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简言之，控辩双方量刑协商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协商结果是否自由意志的体现，需要接受法官的审查。

　　4.这一量刑协商程序实质上完善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量刑激励机制，对控辩审以及被害人各方都有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通过量刑协商，自愿认罪认罚，与检察官达成一致，这种合意的内容将体现在检察官提出的从宽量刑建议上，这实质上建立了一种量刑激励机制。通过这一机制，可以吸引更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尽早认罪认罚，通过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来换取较为宽大的量刑优惠。这种量刑协商机制也将给司法资源合理配置和诉讼效率提升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对检察官而言，通过量刑协商，可以有效降低指控证明犯罪的难度，减少出庭的工作量，降低公诉风险，避免因指控不力而导致无罪判决的出现。对法官而言，也是既得利益者，大量通过量刑协商达成一致的案件，将适用速裁程序或者简易程序，同时被告人上诉情形也将大大减少，这有效减少了法官的工作量，使其可以将更多精力用来审理少部分需要实质化庭审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对被害人来说，量刑协商机制中，也引入被害人的参与，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获得被害人谅解等将作为检察官提出从宽量刑建议的重要考虑因素。

来源：《法制日报》2019年11月27日总第12261期第9版“法学院”专刊、《法制日报》2019年12月4日总第12268期第9版“法学院”专刊。